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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楷模人物事迹5篇

小伙伴们在撰写事迹材料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语句通顺,在工作学习中,大家都会遇到过事迹,对各类事迹都相当熟知,大家怎么来写事迹材料呢,以下是叁五范文网小编精心为您推荐的脱贫攻坚楷模人物事迹5篇,供大家参考。

脱贫攻坚楷模人物事迹5篇

脱贫攻坚楷模人物事迹篇1

华坪女高在华坪县城边的一个小山包上,学校的大门并不阔气,教学楼的墙面也已有些斑驳。

这所其貌不扬的学校,曾是张桂梅遥不可及的梦想。

张桂梅原本和丈夫一起在大理一所中学教书。1996年,丈夫因胃癌去世不久,39岁的张桂梅便主动申请从热闹的大理调到偏远的丽江市华坪县工作。

到华坪县教书后,张桂梅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女孩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说,一打听才知道,有的学生去打工了,有的小小年纪就嫁人了。

2001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成立,捐款的慈善机构指定要张桂梅当院长。她担任院长后逐一了解福利院孩子们的身世发现,不少女孩并非孤儿,而是被父母遗弃的。

一次家访途中的偶遇,更是让她痛心不已。

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呆坐在路边,满眼惆怅地望着远方。张桂梅上前询问,女孩哇的一声就哭了。“我要读书,我不想嫁人。”女孩一直哭喊着。原来,女孩父母为了3万元彩礼,要她辍学嫁人。

张桂梅气冲冲地来到女孩家,对她的母亲说:“孩子我带走,上学的费用我来出。”可女孩的母亲以死相逼,张桂梅实在拗不过,只能放弃。

“后来我再也没找到她,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张桂梅说。自此之后,一个梦想渐渐在她心中萌生:办一所免费高中,让大山里的女孩们都能读书。

但这个梦想很快遭到身边人的反对。“我是给她泼冷水最多的人。”华坪县教育局原局长杨文华回忆说,“虽然她让我很感动,但我知道办一所学校有多难。”

2004年,张桂梅和杨文华一起出差。一路上,她反复讲述自己的梦想,想说服这位局长帮忙。

“你知道建一间实验室要多少钱吗?”杨文华问。

“要两三万元吧。”张桂梅回答得有些露怯。

“她太天真了。”杨文华说,张桂梅当时因为带病坚持教书、教学成绩突出,还在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收养了多名孤儿,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师德标兵等诸多荣誉,但她只是一名一线老师,没有管理经验,对建一所学校毫无概念。

杨文华不知道,张桂梅当时已连续几年假期到昆明街头募捐。她把自己获得的荣誉证书复印了一大兜,在街头逢人便拿出来请求捐款。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放下尊严募捐,换回的却是不理解和白眼,还有人说她是骗子。

张桂梅平时很少买衣服,每件衣服都穿了好多年,直到磨得发白破洞才舍得丢。临去北京前,县里特意资助她7000元,让她买一身像样的正装,可她转手就用这笔钱给学生买了台电脑,自己穿着一身旧衣服参会。

一天早晨,她正急匆匆往会场走。忽然,一位女记者把她拉住,悄悄对她说:“摸摸你的裤子。”张桂梅一摸,穿了多年的牛仔裤上有两个破洞。

“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张桂梅说。那天会后,她和这位记者相约聊了一整晚,把所有办校的苦楚都倒给了她。

不久后,一篇名为《“我有一个梦想”——访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张桂梅代表》的报道发表出来,张桂梅办学校的梦想马上受到关注。

2008年9月,在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下,全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开学,首届共招收100名女生。

脱贫攻坚楷模人物事迹篇2

姜仕坤,男,苗族,中共党员,1969年12月生,生前系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委书记。在晴隆工作的6年多时间里,他以近乎痴迷的状态探索晴隆精准脱贫道路,带领全县干部群众以山地经济为引领,大力发展“羊、茶、果、蔬、薏”等特色产业,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晴隆羊”,山地旅游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2012年到2015年间共减少贫困人口8.2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27.1个百分点,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了一番。2016年4月,他在出差时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6岁。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等称号。

春天是马鞭草的花期,每年5月开始,紫色的小碎花都会一丛丛开遍“晴隆二十四道拐”蜿蜒的山路两旁。慕名而来的游客,并不知道那年你筹划二十四道拐遗址公园旅游发展,特意细心安排各类繁花移植于此。

祖祖辈辈过了多少年,晴隆人早被这穷山沟里的苦日子磨灰了心:怪这山上顽石狰狞,辛苦播种下去,收几根瘦弱的苞谷,冬天里牲口都要饿死。缺水,少电,路难走,喀斯特地貌难产庄稼。

你到晴隆上任的第一站调研,就单独去看自来水厂。晴隆的水多金贵啊,古夜郎国的母亲河、遥远的北盘江奔走到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慷慨地分给老百姓一条西泌河,西泌河爬不上海拔高了它七八百米的县城,长近8公里的水管五级加压提升800米,晴隆的老百姓才有了生活用水。这样的一吨水,成本要7块多,谁舍得用?

你在抽水的泵房旁徘徊,问着运行成本和经营管理,默然记在本子上。

你一进县委大院,“火”就燃了起来:“老百姓用水问题要尽快解决,不能再等了!”专门会议后有了结果:压缩其他开支、由县财政每年补贴500万元,将居民用水价降到每吨3.8元;推动西泌河水库水电建设,用发电收入补贴城市用水,自来水终于供应正常。民间顺口溜里“好个晴隆县,白天停水、晚上停电”的状况终得改善。

你这火,从燃着开始,就再没熄灭过。

“就见这人径直跨到羊圈里摸羊,又问我:‘咋不给羊驱虫咧?’我奇怪,嘴上说‘又不是人,驱什么虫’。眼瞧着他穿得简陋也不怕脏,心里又琢磨,这次这个兽医该是技艺高超……”共产党员李安珍是晴隆县大田乡董箐村种草养羊的带头人,彼时,她正被养羊折腾得灰心丧气,既盼望着有人来指导帮助,又怕厚望之后的再度失望。

那时的李安珍不会想到,眼前这个人,就是晴隆县县委书记姜仕坤。她更不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个“羊书记”成了她的良师益友。

“有个问题我没想明白,睡不着,你再帮我核算一下,一只绵羊和一只山羊一天各需要吃多少草料。”姜仕坤的半夜来电,张大权并不是第一次接到,“对羊产业的研究,姜书记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从他到晴隆报到的那天起,不会超过5天就跟我有一次电话交流,不会超过10天就有一次关于草地畜牧业的交谈和讨论。”

晴隆因地制宜种草养羊,实现经济、生态、扶贫“三效”同步,成为农业产业和扶贫开发的亮点,被称为“晴隆模式”。作为“晴隆模式”的发起者,晴隆县政协副主席、县草地畜牧中心主任张大权,自然是钻研养羊的姜仕坤经常拜访的对象。

在同张大权商议,得到认可后,姜仕坤把由草地中心与农户的“产权共享,利润分成”,改革为由政府帮助农户贷款购羊、资助建羊圈和种草,实现农民拥有全部产权,让养羊户从原来的为草地中心养羊转变为自己养羊,一举解决了群众种草养羊动力不足之困。

姜仕坤又提出:“我们要建一个真正属于农民的现代畜牧业园区。”2014年2月,晴隆开始了现代草地生态畜牧业三合园区的建设。从园区的规划、选址到园区的建设方案,姜仕坤亲力亲为,致力于把园区建成高端、高效、可持续发展、能够给农户带来长期收入的园区。

一天,姜仕坤又到园区视察建设情况,看见一位正在种草的农民,挖的草窝歪歪扭扭。姜仕坤对农民说:“种草一定要标准化,要横竖成行,横竖距离都要以60厘米为标准。”

那位农民斜着眼说:“你来试一试。”

姜仕坤走到地里,二话没有说,接过农民兄弟的锄头,开始挖草窝,一会儿工夫,一片横成排竖成行的标准草窝就呈现在大家面前。农民兄弟脸红了:“没想到你也会做农活啊!”

姜仕坤说:“建设标准化园区,要从基础做起,挖草窝就是基础。”在园区建设中,姜仕坤18次到园区指导,9次主持召开专题研究常委会,常常和园区农户交谈至深夜,询问农户养羊种草的期望。久而久之,老百姓都叫姜仕坤“羊书记”。

凭着这样的精神,“羊书记”改机制、建草场,又根据市场需求通过对外合作培养出抗病性极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晴隆羊”,过去10年一直以黑山羊养殖为主的晴隆县,把更受北方市场欢迎的绵羊养殖比例提升到50%。“晴隆模式”得以升级。

作为贵州石漠化程度最重、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县之一,到2015年年末,晴隆全县7万多户人家,有1.68万户养羊,养羊53万只,种草48万亩。2012年年初至2015年年底,贫困人口从16.19万人减少到7.9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52.2%降至25.1%。

晴隆迎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你却遽然离去。

2016年4月12日,姜仕坤在广州出差期间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6岁。

从2010年任晴隆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2014年9月起任晴隆县委书记,履职六年,你夙夜匪懈,种草养羊升级“晴隆模式”,修路动迁扩容城镇,策划打造抗战“活化石”二十四道拐旅游区,全面提升了晴隆人民摆脱贫困的造血功能。

脱贫攻坚楷模人物事迹篇3

杨文华觉得张桂梅太天真、过于理想主义。2004年9月,他正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和张桂梅一起去北京录节目。途中,张桂梅提出要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杨文华坚决反对。在来到教育局之前,他在华坪县第一中学当过13年老师,很清楚办一所高中有多难,光是资金问题就很难解决。而且,张桂梅没有任何学校管理经验,一直在一线教学,从未进入过学校中层。

回到华坪后,张桂梅就开始四处筹钱,但收效甚微。真正的转机在2007年,她在会上,她身上的一条破洞裤子引起了记者注意。张桂梅的“女高梦”于是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一夜之间全国皆知。回到华坪后,女子高中就被正式提上政府议程,市、县两级财政共拨款200万元。2008年9月,女高还没有完成全部校园建设,就开始招生。当年的开学典礼由华坪县县长主持,市委书记也出席,规格很高,举办地点在教学楼前的一片空地,当时有一半地面还没有硬化,尘土飞扬。

华坪县给了女高最大的办学自由。张桂梅有两个要求,一是只招贫困女生,不设分数线;二是学杂费全免。按照她的录取标准,无论分数高低,首届报名的学生全部被录取,一共有100名女生,此后辍学4名,剩下96名。在听说女高之前,这些学生中很多都因分数过低而即将辍学,有一个学生中考数学只有6分。但这样差的成绩进入女高后,高考上线率竟达到百分之百。在越来越多家长的眼中,进女高就约等于上大学。

于是从第二届开始,报名人数开始大于招生指标,此后一年比一年多。县城的学生也想挤进女高,实际上,这些学生中很多家庭并不困难。面对这种情况,张桂梅很快发现无法按最初的设想筛选出学生,因为贫困无法量化。

杨文华现任华坪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2014年之前,华坪县还没有对贫困户建档立卡,家家都来说自己贫困,后来有了制度性规定,又家家都能开出贫困证明。女高怎么筛选贫困生?最终只能是择优录取。每年,华坪县根据张桂梅的需求为女高分配招生指标,女高根据招生指标将报名的学生分数线从高往低降序排列,也因此,虽然理论上不设分数线,但最后仍自然出现一个分数线。

女高成立之初就来到学校任教的张红琼将其称之为参考分数线。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县城学生在女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张桂梅每年招生时会尽量把控县城学生的比例,比如她现在带的文科班有40多人,其中县城学生只有10个。虽然有分数线,但张桂梅每年仍会破格录取一些学生。女高每届有三个班,基本上每个班上约有10多个学生没有达线。

但对于破格录取的标准,《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后发现,除了张桂梅本人,无论是女高老师还是华坪县教育局领导都并不清楚。两轮摩托、房、车,这些都能成为她评判的参考标准。

“一些父母带着孩子来学校找张老师,说家里确实特别困难,或者一些父母身有残疾,她听了后就会去实地走访,了解学生家里的情况,发现的确贫困就会录取。”张红琼说。据她观察,这些年女高录取的大部分学生还是家庭相对贫困的。

在杨文华看来,中国国情不平衡,上海的“穷”和华坪的“穷”不可同日而语,华坪县北部地区的穷和南部乡镇的穷也没法比较,所以张桂梅只好自己去决定。“她亲自去看各家的具体情况。你家里有没有洋房,有没有车,她觉得你不穷就不应该来女高,有一阵她规定,家里只要有两轮摩托就不穷,”他说。

女高至今也没有一套制度化体系化的破格录取标准,录取谁不录取谁,张桂梅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在县级政府层面,也给予了她最大的自由度,允许她每年在招生指标外额外录取一些贫困生。“对超出的人数,基本张桂梅上报,县里就会批,”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然也不能超出太多,毕竟女高能招的人数也有限。”

实际上,对于是否划一条明确的分数线,女高内部也有过讨论。但张桂梅认为,“只要划了分数线,这些贫困山区的孩子就进不来了,有违女高的初心。”

据女高2015级学生郑珍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其实比华坪县普高统一划定的分数线要高一些,一般在县城分数线与华坪一中的重点班录取线之间。比如她那一届,华坪县的统一线是410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是480分,县一中重点班的分数线则是510分。

一个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是,虽然张桂梅数次强调女高不搞培优班,但女高的生源一届比一届好,这也是女高成绩越来越突出的原因之一。据杨文华介绍,华坪县仅有的两所公办高中,就是女高和华坪县第一中学。华坪一中是全县最好的高中,其重点班吸收当地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女高的生源质量在县城高中里处于中上水平。

女高原本设计的办学规模,是开设18个班共900人。但学校成立至今,已招收10届学生,每年只能招收100~160人,大多数时候,女高的校内承载学生都没有超过500人。对此,杨文华指出,女高一直无力扩大规模,并非不想,而是资金不够。

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算过一笔账。女高每年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学杂费大概就要3~4万,包括课本费、资料费、试卷费、高考报名费等,甚至还要提供被褥和行李箱。而女高一年的管理费和水电、绿化、维修等维持基本运转的花费至少就要300万元。

在这个位于金沙江山谷间的云南小县,县财政自身就很紧张。2019年,全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2.5亿元。据杨文华介绍,12年来,仅女高教师工资一项,县财政的总投入就有1.1亿元。

和所有资源枯竭型城市一样,华坪县也经历了转型。1990年代,华坪因煤矿带来了个体经济的繁荣,一度被誉为云南的温州,在2013年之前,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达到7个亿,但此后因大量关停煤矿,财政收入直线下滑。此后,华坪县尝试过很多发展经济的办法,最终选择芒果产业作为出路。目前,华坪已经成为中国纬度最北端的芒果产地,年产值超过10亿元,种植芒果的农民一户年收入可达10万元。但芒果属于农业,在农业税取消后对地方财政并没有贡献,也因此,近年来县财政一直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芒果对气候水土条件要求很高,只适合种植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区地带。华坪全县97%的地区是山区,其中海拔1500米以下的面积只占22.4%。在广泛分布着傈僳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高海拔地区,居民依然普遍非常贫困。

女高是边建边招,从2008年到2016年,先后分五期建设,共花费6000万元,其中,云南省财政投入约2000万元,丽江市财政投入几百万,其他约4000万元全部由县财政负担,但资金筹集过程非常艰难。杨文华说,女高规模小,且高中教育并非华坪县关注的核心,义务教育才是财政必须兜底的重点,是上级考核的硬指标。全县共有70所中小学,县财政资金大部分都投入到中小学的危房改造和初中的搬迁合并上。

县财政财力有限,女高的日常经费来源还有社会捐助。2020年7月,丽江华坪桂梅助学会成立,目前已收到捐款超过1000万元,主要用于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但这些钱如果用来持续扩招,仍然不足。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透露,张桂梅目前暂时没有扩招的打算。

由于招生规模不够,女高一直没有进入到云南省一级完(高)中榜单。这是由云南省教育厅评定的一个重要排名,虽然名为完全中学,即为初中、高中教育都囊括的学校,但纯高中也在评定之列。全省共有112所学校入选,相当于公认的100强。排名靠前的学校,每年会得到中央和省级层面一定的资金奖励。

据杨文华介绍,这个排名有一套考核机制,在教学质量上,最重要的五个指标分别是600分以上学生占比、一本率、本科率、学业水平和统测通过率。如果仅依据这五个指标,女高早就应该进入榜单,且位居前列。但入选还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教学规模必须在1000人以上;二是学校高级和中级教师占比至少达到70%,由于女高是新建高中,以年轻老师居多,职称晋升比较缓慢。华坪县教育局希望女高能进入排名,但实现的前提是女高扩招。

杨文华认为,女高无法扩招的根本原因在于,女高是全免费办学,不但免除了学生全部的学杂费,还经常要补助困难学生的生活费。他多次建议张桂梅适度收费,在他看来,女高一些学生的家庭并不太困难,适度收费既能减轻学校的资金压力,也能扩大招生规模,相当于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和她的初心并不矛盾。“但她坚决不干。”杨文华说。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张桂梅性格的最大特点是坚定,一旦认定一件事,不管多少人反对都要做成,绝不妥协。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说,最初要办女高,县里担心只办女子高中被说成封建,社会影响不好,建议张桂梅先在高中办一个女子班,试验一下,她坚决反对,说要办就办一所学校,多救一些山里的女孩。杨文华建议她不要边建边招,张桂梅坚持,她说,你等得起,孩子等不起。

多年来,杨文华觉得张桂梅的教学理念和办学思路逐渐成熟,但在她理想主义的一面,仍葆有不变的天真,“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

脱贫攻坚楷模人物事迹篇4

学习张桂梅同志爱岗敬业、爱生如子的高尚师德。她为了不让一名女孩因贫困失学,坚持家访11年,遍访贫困家庭1300多户,行程十余万公里。她长期拖着病体工作,超量的付出透支了原本羸弱的身体,换来女子高中学生学习的好成绩。她不遗余力践行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诺言,用实际行动铺就贫困学子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圆梦之路。多年来她一直住在学生宿舍,和孩子们吃住在一起,陪伴学生学习生活。她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民教师潜心育人的敬业精神和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

学习张桂梅同志执着奋斗、无私奉献的至诚情怀。她心怀大我,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节俭,却把工资、奖金和社会各界捐款100多万元全部投入到贫困山区教育中。长期义务兼任华坪福利院院长,多方奔走筹集善款,20年来含辛茹苦养育136名孤儿,被孩子们亲切称呼为“妈妈”。她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贫困山区的教育和福利事业,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民教师以德施教的仁爱之心和至善至美的师者大爱。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永远忠诚于党和人民,要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争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自觉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和坚定的职业信念,将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珍视教师职业荣誉和肩负的职责使命,始终保持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将满腔热忱献给党和人民教育事业。要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积极投身教育扶贫,帮助贫困家庭子女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努力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力量。

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精心部署、认真组织开展向张桂梅同志学习的活动,要将学习活动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相结合,与庆祝第36个教师节相结合,通过组织专题学习、集中研讨、座谈交流等方式,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及报刊、展板橱窗等宣传阵地,线上线下和校内校外联动,迅速掀起学习张桂梅同志的热潮。要把学习活动同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引导和教育师生厚植家国情怀,要深入宣传张桂梅同志先进事迹,大力弘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赤诚情怀,进一步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脱贫攻坚楷模人物事迹篇5

姜仕坤,倒在脱贫攻坚决战冲锋号吹响的春天。

2016年4月12日,这位身为中共晴隆县委书记的苗族汉子,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6岁。

——而在半年多前,通过对抗战“活化石”二十四道拐历史记忆的唤醒,曾经苦甲天下、被称为中国最穷县的晴隆,刚刚蝶变为新兴的山地旅游目的地。

——此前4个月出台的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南方草山草坡畜牧业发展列为支持重点,这被业界认为是因地制宜、种草养羊的“晴隆模式”,进入井喷发展的拐点!

——他去世前几天,规模宏大的黔西南州“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战役全面打响!晴隆县的7.91万贫困人口中,将有2.2万人得到易地扶贫搬迁。

——穿越县境的沪昆高铁贵昆段建设正如火如荼,今年年底正式通车后,“连峰际天、飞鸟不通”的晴隆,将依借这条大动脉实现“千里京沪当日达”的梦圆!

然而,这部激荡人心的交响中,由姜仕坤本人倾尽心力演奏的乐章,戛然而止了!——姜仕坤走了,走得太匆忙,匆忙得让人难以置信。

打破“愁城困局”

晴隆,贵州西南部因贫穷“出名”的小县。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而在贵州的扶贫地图上,晴隆县的贫困面之大、贫困程度之深又格外“醒目”。2015年,在全国向贫困发起决战冲刺之时,33万人口的晴隆,尚有近8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晴隆缺晴,有时候阴雨连绵一两个月难见阳光;晴隆缺水,这里石漠化严重,再大的豪雨,也会很快顺着喀斯特漏斗、暗河消失殆尽。

晴隆山高、谷深、坡陡。县域面积1331平方公里,接近北京城区面积的两倍,但竟找不出一块略大于天安门广场的千亩坝子。土地瘠薄,稼穑艰难。

采煤、采锑、采金,资源的粗放开发,曾使晴隆的发展一度陷入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的双重困局。

2009年12月,姜仕坤来到了晴隆,担任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副县长、代理县长;2010年3月,当选晴隆县县长。

那一年,震惊一时的晴隆黄金案的处理刚近尾声,晴隆接下来该怎么走?不少干部坐困愁城。

由于黄金案遗留问题多,干部普遍不在状态,“大家脸上都是一层灰”。初到晴隆的姜仕坤起步艰难,但他下定了要把各项工作搞上去的决心。至今,晴隆的干部仍记得他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们承认落后,但不能甘于落后!”

姜仕坤选择从城建入手破局。

当时的晴隆县城已经十几年没变过样:建成区面积只有1.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才2万多;主干道只有6米多宽,白天条条路堵车,晚上四处黑灯瞎火,冷冷清清。如此的规模和建设管理水平,连有些地方稍大的乡镇都不如。

县城不扩容改造,晴隆就伸不开发展的手脚!

斯人已去。如今,在姜仕坤身后,人们看到了一个新晴隆:白改黑后的沥青道路干净清爽,交通标线清晰,信号灯闪烁,车行畅通有序;县城面积扩大到6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4万多;全县城镇化率从17.5%提升到33.55%,接近倍增!当地人把县城扩容改造,赞为晴隆发展史上“天翻地覆的壮举”。

在县住建局局长姜文新、莲城镇镇长范勇等“城建破局”的亲历者心中,更值得说道的“壮举”是,姜仕坤带着大家在破旧立新过程中对群众利益的充分维护,是涉及2000多亩地、238栋民宅征拆过程中群众上访为零的纪录!

事实上,最初的征地拆迁方案,有过被当事群众公开“怒掷”的尴尬。看着群众扔回来的方案,姜仕坤说,“要么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要么就是老百姓的利益没有考虑充分!”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知道他们的想法。”揣着一颗群众利益大于天的赤子之心,姜仕坤一次次来到征拆户中间,掰开指头,和大家面对面一笔一笔地算细账。然后,带着政府一班人回到办公室,反反复复数十次修改方案,终于形成了各方都比较满意的系列征拆文件。

分管城建的副县长封汪鑫感慨地回忆:“过去连科局长都是很少出面做群众工作的,大家习惯于凡事‘安排下去’,姜仕坤同志的垂范和要求,使干部作风为之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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